本卷是约一年前以《早期预言》为题出版的那一卷的续编，两卷合起来便构成一部贯通的以赛亚书注释。此处所用的体例一仍其旧，未作更动，但我力求在执行上更为整齐划一，在材料的取舍上也更具批判的眼光。将这后半部分各章单独考察的理由，已在前一卷的导论中陈明。除那里所列举的诸家之外，我又仔细比对了诺伊斯（Noyes）的英文译本与注释（第二版，波士顿，1843年），以及贝克（Beck）的《古列—以赛亚预言》（die Cyro-jesaianischen Weissagungen，莱比锡，1844年）。前者虽文笔典雅、学养可观，却过于亦步亦趋地取法格塞尼乌斯（Gesenius），故所能提供的新见不多；后者则主要以其极端理性主义主张之大胆，及表述这些主张时那种少年人的轻佻，引人注目。本卷中对这两部著作偶有征引。
在解释最后七章时，我对一位当世的杰出作者亨德森（Henderson）博士，所取的态度或许过于争辩了；他的才力与学识，我在别处曾力求给予公允的评价。此处之所以如此突出他的书，是因为在以赛亚书的专门释经者当中，他碰巧不但是某些观点最好的代表，而且是唯一的代表。至于所争论的问题，我所采取并力图坚持的，乃是一种否定性的立场：这些「极大宝贵的应许」之为真，并不系于犹太人将来复归巴勒斯坦；但我并不因此否认这样的复归是可能的，或是别处所应许的。
在本卷与另一卷中，我或许都把严格直译的原则推到了极端；但纵然如此，从这一极端退回来，要比从松散含混那一极端挽回过来，容易得多，也稳妥得多。我并非不存指望：循此途径而行，或可为希伯来文法中较晦暗的部分投下些许亮光，尤其是时态的法则——除非经由对具体事例作繁劳的归纳，这一问题断难彻底解决。
我认为有必要说明，本卷在付印过程中，我本人只校读过两个印张；但我也乐于补充一点：全书曾经由 W. W. 特纳（W. W. Turner）先生经手，此一领域中另有许多著作，其排印之精确皆得力于他。
我始终不曾偏离眼前的读者，本书必须切合他们的需要，那就是牧师与神学生，即教会现今的或将来的教师。或许我可以怀着这样的盼望：藉着他们，多少能推进正确的见解，并培养对解经之学的爱好，以此作为智性与灵性修养的途径——纵使这部书竟成了我对圣学宝库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献纳。普林斯顿，1847 年 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