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生活要道

关于这一争论，美国长老会大公会议曾在历史中留下有趣一幕。1818 年，一个专门受命筹备相关报告的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受到大会全体一致的采纳。报告中这样宣布：“我们视人类一方对另一方的自愿奴役，为对人性最宝贵、最神圣权力的严重侵犯；与神的律法完全相悖，神的律法要求我们爱人如己；也与基督福音的精神和原则不相容……既然奴隶制的不一致——既是与人性也是与宗教——已经得到证明、受到广泛承认，一切享受今日安乐的基督徒，就都显然具有这项职责，尽他们最真诚、最热切、最孜孜不倦的努力，纠正先前时代的错误，尽最快速度抹去我们宗教上的这个污点，并在基督教领域内持续废除【大公会议记录（Minutes奴隶制，如果可能的话，也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如此行”of the General Assembly），1818 年，692 页】。这一报告并不主张在解放“不快乐的非洲人”上采取急促措施，那将是“在第一道伤口上再加一道，以这样的（同上，693 页）。但这一报方式解放他们，他们有可能会自我毁灭或毁灭他人”告的确坚持“现在一切基督徒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努力达成它彻底的废除”，它指的是奴隶制。

要使这一报告中大公会议一致通过的立场，跟老派大公会议（Old SchoolGeneral Assembly）在 1845 年采取的举措相调和，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难。后一个是由 168：13 的票数通过的决议：“国内奴隶制的存在，即在国家南部环境下存在的奴隶制，对基督徒团契不构成障碍”；以及“请求大会将持有奴（记录，1845 年，18 页）。隶列为惩戒事项，实际上需要大会决议对之予以否决”这些决议认可了我们先前所讲的委员会报告中的“原则和事实”，我们读到：“因此，需要大会决定的问题是：圣经是否教导我们，持有奴隶在任何处境下都是犯罪，释放奴隶应当被列为加入基督教会的一项条件？如果要作肯定回答，就不可能不跟神话语的显明宣告相悖。奴隶制存在于基督和使徒时代，这是公认的事实，使徒和基督都没有宣布它是属罪的、与基督教不一致。奴隶主被接纳成为使徒教会的成员，他们同时被要求要恩慈地对待奴隶，将他们当成理性、有责任的、永恒的存在；如果奴隶是基督徒，是主里的弟兄，奴隶主并不被要求释放他们；奴隶被要求顺服他们肉身的主人，存敬畏战兢的心，如同顺服基督——这些都是新约读者众目可见的事实。因此，大会不能宣布持有奴隶一定是可憎可耻的罪行，一定会为教会带来神的咒诅，而不同时将基督的使徒定为有罪、接纳这样的罪人进入教会、带来至高者的咒诅。然而，与之同时，大会不当被理解为否认奴隶制中的邪恶；大会并不认可有些州针对奴隶制颁布的有缺陷、压制苛刻的法律……大会也不当被理解为支持奴隶主将奴隶视为 纯粹的财产，不是人类，理性、有责任而永恒……大会仅仅要说，既然基督和祂的使徒没有将持有奴隶定为有碍圣徒团契，我们作为基督的大会，也没有权柄如此行”（同前，16 页往后）。

第二年，1846 年，大公会议（老派）在回复关于奴隶制的回顾与请求时，以 119：33 的票数通过以下决议：“我们教会时不时地在将近六十年中表达了关于奴隶制的态度，在这段时期内，它持守并发出了 本质上 相同的观点。大会相信这一致的见证是真的，经得起神话语的考验，大会同时也清楚以足够的清晰度和完备度早已声明、庄严宣告的立场。因此，问题 已经解决，目前不再需要对（记录，1846 年，206 页）。同一天里通过了由怀特（R.这一问题采取更多举措”M. White）提交的一份决议，里面说：“已经解决，1845 年大公会议的决议和举措，无意否认或废除先前大公会议提交的见证”（同上，207 页）。

1863 年，大公会议（老派）通过以下报告：“本大会从起初就在奴隶制问题上声明本质上相同的立场，1818 年的举措得到完善，更加清楚、完备和具体，得到全体一致的通过。自此成为这一问题正确而合乎圣经的答案，我们教会决心持守。它从未遭到废止、修正或改进，而时常在后来的大公会议被提及与重复。并且，当有人将 1845 年的举措进行某种歪曲、使之与它有碍时，1846 年的大公会议宣布，大会一致认可，1845 年的举措无意否认或废除先前大公会议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证，我们仍旧持守这些决议”（记录，1863 年，55 页）。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1818 年和 1845 年立场的差异，笔者实在是没有能力找到这种方法。

整个思潮在 1818 年和 1845 年间已经改变，这很明显。1831 年“废奴主义者”的愤怒变得非常激烈，那正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发行《解放者》（The Liberator）的一年。“废奴主义者”运动的过分荒诞甚至遭到那些相信持有奴隶本质错误的人的反对，反对的还有那些不站在这种立场、但相信彻底解放的人。至少要说，1845 年的处境要求那些不认为奴隶制 本质 错误的人清楚表达出来。还有一些因素可以解释大公会议氛围的改变。关于 1818年和 1845 年的不符，参阅：路易斯.G.凡德.韦德（Lewis G. Vander Velde）:《长老制教会与联邦》（The Presbyterian Churches and the Federal Union1861-1869）【剑桥与伦敦，1932 年，26 页往后】。关于这时期的历史，参阅：约翰.博多（John R. Bodo）：《新教牧师与公共问题》（The Protestant Clergy andPublic Issues 1812-1848）【普林斯顿，1954 年，112-149 页】；爱丽丝.菲特.《自由的发酵：美国 1860 年前社会史阶段》泰勒（Alice Felt Tyler）： （Freedom’sFerment: Phases of American Social History to 1860）【明尼阿波利斯，1944年，463-547 页】。

在奴隶制问题上，1864 年的大公会议几乎全票通过一项通告，其中赞同了1818 年批准的宣言，对之大量引用，以“最高执行权威”赞同里面关于解放的宣称，建议所有教会在教会里“真诚、热切、孜孜不倦地在他们相关领域为这一荣耀的目标（奴隶制的废除）劳力，人类的公正、基督徒的仁爱、国家和平与昌（记录，1864 年，296-299 页）。盛、每一个人间与宗教福益都联合起来担保他们”关于大公会议在 1863 年和 1864 年的举措，参阅：路易斯.G.凡德.韦德：同前，123-128 页。

撒母耳.贝尔德（Samuel J. Baird）于 1856 年发布的文章《举措合集：长老会最高会议的决议与见证》（A Collection of the Acts, Deliverances andTestimonies of the Supreme Judicato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费城，1856 年），对大公会议到 1856 年的举措给予了令人满意的解释（808-814 页）。威廉.摩尔（William E. Moore）1873 年（481-483 页）、1886 年（593-595 页）、1923 年（第一卷，467 页）、1938 年（第一卷，668 页）的 《摘要》（Digest）

——明显具有误导性，它们清楚提到 1818 年的决议，但没有提到 1845 年。

关于老派大公会议的举措，参阅：1862 年记录，24 页；1863 年记录，244页。这些举措跟 1818 年未分裂大会的决议更加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