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免误解，并便于读者使用本书，对其旨趣与作法或须略作说明。本书所悬的具体目标，是使语文学与批判性研究的成果能够用于实际的益处。为达成此一要旨，不久便发现必须先确定所面向的究竟是读者中的哪一部分人，好按其能力、学养与需要来决定解经的体裁与方法。此一领域中有些博学而精巧的著作，实际上大半成了无用之物，正因其对任何一类为数可观的读者都缺乏确定的适切性：于无学者失之迂腐，于有学者又失之浅陋。就目前这部书而言，选择的余地似乎不止一种，然而通盘看来可取之途只有一条。专为精深的东方学者与圣经学者所用而作的著作，在我们中间眼下几乎无从著手，因为堪任其事的作者与气味相投的读者都寥寥无几。专供未受学术训练者直接取用的著作，则势必流于肤浅而不完备，且经验证明，即便对那些明明为之而写的人，这也并非最有效的影响途径。圣经中较为晦涩的部分，至少是旧约中的这些部分，若要最有效地作用于大众的心思，莫如借着一班有见识、受过教育的传道人居间转达。在此等事上，教导百姓的最好办法，是先为他们的教师所作的通俗教导奠立稳固的学术根基。本书正是在这些考虑之下，力求使传道人在这一领域中的劳力得以集中而省俭：为他们提供若干昂贵书籍的部分替代，使他们能够得益于语文学上最新的改进与发现，而不必承受直接查考原始权威时所带来的种种不便，甚至危险。
以上所言，可以说明本书编排上的一个特点——初看之下，它似乎与全书的最终宗旨相悖，即：排除了实用的成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排除了以讲道式与教义式反思的形式所作的正式陈述。一部以赛亚书的注释，若写成一系列讲章或释经讲道，非但不能为神职人员提供他们所需要、所期望的，反倒是在替他们做他们自己能做得好得多的事——不过是在本书的内容可供教导、造就会众的众多形式中，提出其中一种罢了。作者近来的研究工作，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印象，这更加强了上述考量的分量：即向来流行的种种想象式与寓意式的解释，大半源于未能充分分辨考据性释经者的职分与释经讲员或传道人的职分，其结果就是把大批应用与引申硬塞进圣经，当作经文原初的、本有的意思；这些应用与引申在各自合宜的位置上，或许是可容许的，甚至是有益的，但放在经文本义里却是没有地位的。让以解经为业的人满足于提供一份纯净可用的原料，而不去规定那无限多样的成品的质地、色泽、形状或数量——把原料织成成品，乃是传道人的本分。由此可见，眼下所说的这一省略，并非仅仅出于篇幅不足，更绝不是出于对实用价值的轻忽，恰恰相反，乃是出于一种愿望：要以最有成效的方式促成这实用的价值。
此处还可以说明的另一点，是下文这部注释与英文钦定本《以赛亚书》的关系。起初曾拟以后者为解经的直接根据，仅在译文有误或含糊之处求助于原文，以资订正与澄清。放弃这一办法的首要理由，是它容易滋生一种迂回间接的解经路数。促成这一改变的另一层更高的动机，则在于它多半有助于推进扎实的圣经学问，并遏制那种懒惰的心态——把通行译本当作最终权威，甚至坚持要把它的讹误或偶然的特异之处也当作神圣启示的一部分。至于与此相反的那种心态，即随意脱离英文圣经的形式或实质，从而贬低其价值，则相对少见；纵然确有其事，矫正之道也不在于故意的无知，而在于对译本与原文兼具深邃而有分辨的认识。就本书而论，实际的结论便是：以希伯来文本为直接解释的唯一对象，同时又让通行译本得着它凭其内在的优长、以及凭其对英文读者的特殊意趣与价值所应得的一切显要地位。或有人以为，达成此目的最简捷省力的办法，莫过于毛雷尔（Maurer）、克诺贝尔（Knobel）及其他若干作者所采取的那种：全不给出经文的连贯译文，而把评注限于其中难解的措辞。然而经试验发现，在许多情形下，只消一句简明的译文，至多再加一句解释性的意译，便可省去大量的迂回饶舌。因此本书把全部经文的字面译文纳入其中——并非作为附录或陪衬，更不是要取代通行译本或与之竞争（通行译本早已如此彻底地占据了公众的耳朵与记忆，纵使有意取代亦难轻易撼动），而不过是作为解经所必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安排的理据，将在《导论》中更为详尽地陈明；关于《导论》，在此处说与在别处说并无二致，那就是：它并不自命为一部详尽无遗的汇编，而仅如其名所示，是为下文所作的预备，一部分是先行的陈述，一部分是概括的总述，其中的细节则散见于全书的解经之中。
在本书写作之初，还有另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就是它究竟应当仅仅记录作者个人的结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兼作一部解释史。赞成前一种方案的唯一理由，是它可以让整卷以赛亚书容纳于一册之内。至于时间与精力的节省，则很快便发现：单单陈述经文的真义所须耗费的工夫，已足以提供编成一份诸家异说提要的材料。因此，后一种方法之被采用，不仅出于这一消极的理由，也是因为计划的扩充为本书增添了额外的趣味，并且因为对前代见解、甚至对早已被推翻的谬误有所了解，乃是对解经上的臆断与粗疏的一剂可贵解药。这些益处被认为足够宝贵，即使以篇幅为代价换取亦属值得；故此决定将本次出版限于早期预言（第 1—39 章），其余部分留待另成一卷。这一分割尤为便利，因为后期预言（第 40—66 章）如今被普遍视为一篇连贯而性质一致的作品，就其真确性而言，需要一番专门的批判性考察。
但尽管既定的方针是此书既要是解经的，也要是历史的，要遍览论以赛亚书的全部著作自然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些无从取得，另有一些则全无任何独创之见，因而对见解的推进毫无影响。这一取舍在处理较早的著作时尤为明显，而对较晚近的文献则力求作较完备的呈现。有几位近世作者，起初或因偶然、或因疏忽而被略过，此后为求全书一致，或仅出于方便，便沿袭了这一遗漏。倘若作者的计划得以继续推行，其中一些空缺是打算补上的。随着全书的推进，权威的征引大体上渐次减少，因为可以设想读者此时已熟悉各位释经者个人的特点，也熟悉他们通常结成学派与阵营的方式；此后一般只需提及公认的代表人物，或某一特定解释的首倡者，便已足够。近代德国作者在书中所占的分量，并非出于偏好，而是出于必需：因为他们的劳作如此丰富，因为他们的影响如此广泛，也因为全书的一个突出旨趣，正是要把新语文学中有价值的方法与成果，同更为稳健的解经原则结合起来。由此也就有了那一贯的努力——严谨地依循最新最善的学者所确立的希伯来句法原则与惯用法来解说本书。对某些具体语法书的征引渐渐停止，代之以我自己措辞的说明：一则因为缺少一部读者与我同样熟悉的通行标准，二则因为经过试验，很快就发现后一种做法，就我所悬的目标而言，最为有效、最令人满意。
本书迟迟未能问世，原因不一，而最要紧的，是作者日益感到此事之难、自知难以胜任，再加上一种自然的不情愿——不愿承认到头来所成就的竟如此之少。对某些人而言，下面这话大约算不得本书的推荐之辞：作者认为，把解经上的失败与成功一并记录下来，乃是自己的本分；既要避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僭妄，也要避免一无所知的羞耻。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种种事实，使他慎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因竭力求知于启示所未言者而生的谬误，实与因未能运用我们手中确实可用的阐释工具而生的谬误一样多。至于此番迟延所带来的好处，则可举出判断力稍见成熟，以及屡有机会重加斟酌；而在重加斟酌时，又得力于同时代论以赛亚书的著作——自本书拟议以来，此类著作已出七种，此外还有若干极为重要的辅助之作，如菲尔斯特（Fürst）的《经文汇编》、诺特海默（Nordheimer）的《文法》、黑弗尼克（Hävernick）的《导论》、罗宾逊（Robinson）的《巴勒斯坦》、格塞尼乌斯（Gesenius）《宝库》的后出各分册，以及他《简明词典》的最新版本。还应补充一点：虽然全书的规划早在十余年前便已定下，材料的搜集亦自那时开始，但全书都是随排印进程逐段写定的，其中有些部分且不止一次重写。由此固然得着一样好处，即能把最后的见解记录下来，并采用最新的助力；但随之而来也有一样不便，就是在执行的细节上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动，虽无损于全书的根本品格，却难免削弱其体例的划一。对于这类外在的瑕疵，自然不必再作更细的描述或辩解，以招人注目。
自本卷付印以来，发现排印错误较预期为多，虽则大体上于本书之害尚小，而于作者之名则不无可愧；作者理当为此疏失负责，因交付印工的手稿本身极不完善。他无意援引常见的托辞——如寓所距印厂过远、于此事素无经验——亦不欲以清样仅得经他一次校订为辞，宁愿把自己交托于读者的公允与宽容，尤其是那些曾受过同样懊恼之人的宽容。同时，在卷首先将若干更直接影响文义、或不易自行辨正的勘误，提请读者留意，亦非不宜。——第 3 页第 11 行，verb（动词）应作 rest.（休止）——第 47 页第 7 行，heard（听见）应作 hard.（艰难）。至于希伯来文中的讹误，大多对照希伯来文圣经即可轻易改正，此处仅列举一二。第 110 页第 29 行，שִׁשִּׁים 应作 שֹׁשִׁים。——第 198 页第 15 行，אוֹר 应作 אוּר。——第 224 页第 21 行，Ktfn1? 应作 מְרִיא。——第 408 页第 3 行，ibTfi 应作 *W。——第 469 页第 9 行，应读作 יִתָּקַע。——第 513 页第 12 行，应读作 פֶּרֶץ נֹפֵל。——第 515 页第 11 行，应读作 πολλοί.（许多人）。希伯来文元音点符或加或略，未能划一，诚为瑕疵，然但愿即便对初学的读者，亦不致造成严重不便。此乃两种不同办法偶然并用所致，二者各有其长：一者于初学更为便利，一者则有助于养成辨读无点经文这一有益的习惯，并使排印的准确更易达成。普林斯顿，1846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