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弗所会议」（431年）与「迦克墩会议」 （451年）之后，《迦克墩信经》成为主基督 教会的正统信仰告白。在罗马与西方教会，利欧主教的 《大卷》是盖棺论定的正统信仰；但是东方教会仍然处于 暗潮汹涌的光景。罗马皇帝规定：帝国全境的各教会都必 须遵守《迦克墩信经》。所以，被「大公教会」定为异 端的「聂斯多留派」在罗马帝国无法生存，于是领袖带 领信徒东迁，在两河流域的艾狄撒（Edessa）与「波斯帝 国」，凝聚势力形成中心。
主后433年「亚历山大派」与「安提阿派」签署「复 合条款」，以结束东方教会在「以弗所会议」之后的分 裂状态。当时不少叙利亚的主教不愿意定罪聂氏，就越过 罗马帝国边界来到波斯。波斯当地已经有许多基督徒社区。聂氏教派的思想训练基地是邻近帝国边界的艾狄撒。著名的「艾狄撒神学院」，依照提阿多（Theodore of Mopsuestia，聂氏的老师）的神学路线办学，颇具影响力。艾狄撒的主教衣巴斯（Ibas），全力支持此学院。
当457年衣巴斯过世之后，继任的主教是严守《迦克墩信经》者。艾狄撒神学院失去了靠山，就迁至波斯的尼西比司（Nisibis）。后来，此神学院成为聂斯多留派的大本营，训练门生在「波斯帝国」大展宏图。波斯诸王因政治目的（对抗康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支持聂派，波斯成为聂派的地盘。他们于498年召开会议，正式切断与大公教会的关系。虽然对方称他们为「聂派」，他们称自己为「在东方的教会」（Church in the East）或「亚述（迦勒底）教会」（Assyrian [or Chaldean] Church），因为崇拜语言使用亚述文。
聂氏教派积极训练差派宣教士向各地传教。其宣教范围广泛，教区林立，涵盖中亚全境（即中国所称为「西域」之地）。其宣教士远赴阿拉伯、印度、鞑靼、中国等地传教。根据传说，鞑靼族的克烈部在十一世纪时有一位王归信聂派，也承担长老圣职，被称为「约翰长老王」，引起西方教会的关注。印度的多马派教会据说是使徒多马进入印度宣教建立的教会，显然他们后来依附了聂派，因为他们的传统敬奉提阿多与聂氏，并且采用亚述教会崇拜方式。
好景不长，后来回教兴起，651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聂派在回教政府统治之下受到宽容，因为教主穆罕默德曾经受到聂派教士的帮助。聂派藉著纳重税而获许存在，受逼迫时期较少，仍然持续兴旺。聂派领袖后来在回教政府中也扮演重要角色。聂派学者将希腊科学、哲学文献传递至阿拉伯世界，促成伊斯兰文化在中世纪的发展。
后来「蒙古帝国」兴起扩张，聂氏教派又被蒙古人统治，先是受到礼遇，不少蒙古人归信；后来，蒙古统管波斯的西域宗王在1295年归信回教，除灭其他宗教，聂氏教派一蹶不振，在14世纪末期几乎被扫除净尽。残余会众逃难至库德族山区与亚美尼亚，持续到现今。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土耳其阿拉伯人驱离家乡，流亡各地。「亚述教会」目前散居在伊拉克、伊朗、黎巴嫩、美国等地。其共同领袖「大主教长」现居于美国的芝加哥市。
聂斯多留派的宣教士在第7世纪进入中国传教。在唐朝初期西域诸国为「西突厥」与「东突厥」所掌控，所以在波斯的聂派无法东来传教。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为太宗差遣的李靖将军所平定，西突厥闻风而投降唐朝。从此，由中国通往西域之交通得以恢复。西域诸国都遣使来华进贡，尊唐太宗为「天可汗」，与唐朝的关系日益密切。
当丝路打通之后，聂派的宣教士得偿素愿，前来中国。来自波斯的聂派在中国被称为「大秦景教」。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碑文所记：景教徒阿罗本（Alopen）于贞观九年（635年）到长安传教；唐太宗特派大臣房玄龄以隆重国礼迎接于长安西郊。这表示景教来华已有一段时间，阿罗本待时机成熟之后，才正式进入长安。
聂派在中国取名为「景教」的原因，乃是「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景教碑文）。唐朝当时对外来宗教都欢迎优待；对待景教更是如此。朝廷礼遇阿罗本，唐高宗封其为「镇国大法王」，在各州建立景寺。景教在历任皇帝的爱护之下迅速发展，景教碑文记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其兴盛状况招来佛教、道教的嫉妒埋怨。
后来，唐武宗在位时（会昌五年，845年），因听信道士赵归真之言，获得宰相李德裕的赞同，基于政治与经济的考量，下诏灭佛与其它外来宗教。景教受到牵连，教堂被毁，教产充公，教士被迫还俗，这使得景教来华210年之后元气大伤，开始没落。880年的黄巢之乱，屠杀许多信奉外来宗教的信徒，景教经此教难之后，欲振乏力。此外，吐番国在唐朝末期兴起，控制了通往中亚的丝路要道，阻断景教传教士的东来中国。传教大业后继无人，使得景教在华逐渐凋零。
景教在唐朝的传教方法是以「结交权贵，参与政治活动」为方法，并以「医疗传道与救济服务」为媒介。景教教士入华，一开始就打入上层结交权贵，例如与房玄龄、高力士、魏征、尉迟恭、郭子仪等高官建立良好关系，以利他们的传教。他们也参与政治活动，以争取好感。景教徒曾为武则天效力，奉命出使西域；也为郭子仪大军搜集情报；甚至为唐朝政府广造奇器。
波斯医学发达，善医眼疾与痢疾；景教教士广行慈善救济，以进入下层老百姓中。根据景教碑文所云：「广慈救众苦……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医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景教以社会救济服务，作为吸引民众归信之法，成效颇彰。
如此「结交上层，普及下层」双管齐下的宣教策略，为景教带来表象的成功。但好景不长，当唐朝覆亡之后，景教教士失去政治靠山，丝路又被阻断，所以景教在中国中土几乎消失，唯有在北方边境民族中存留信奉者。
景教在唐朝的传播从太宗到武宗，共经历14朝皇帝，长达约210年之久，到底吸引了多少信徒入教，我们无从得知。然而，景教并未在中国生根长存，在中土民众心目中，景教仍是「胡教」（胡人所信的宗教）。从「景教碑文」与「敦煌石室中景教文献」来看，所有被提及的教士之名皆无汉人之内。可见景教教会大致是受国外差会在人力财力上的支援，中国籍的教会领袖寥寥无几，洋教的名号与色彩十分浓厚。
景教在「教会组织，领袖培训」上并未落实「本色化」，但是在「教堂布置，教义经典」上却谋求与「中国本位文化」结合。首先，教会名称不以教主或福音来命名，乃采用典雅深宏的本色化名称「景教」。优点是易于被中国人接受，但是却遮蔽了「救恩独特性」：主耶稣基督是罪人得救的唯一道路，唯一圣名」。
是，在中国的景教教堂（大秦寺）将皇帝肖像画在礼拜堂墙壁上；甚至在景寺中设立坛场，陈列皇帝五代祖宗遗像；还有皇帝提字的匾额。这些显然是「教堂本色化」的结果，与佛寺道观的外观相似。
景教的教义经典也显出其「中国处境本色化」的强烈倾向。从「景教碑文」与「敦煌石室景教文献」的遣词用句来看，与佛教道家用语几乎一模一样。例如「景教碑文」所云：「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上德」指「主教」）。对照景教文献用词：天尊（天父）、妙身、应身、澄身（三位一体的称呼）、分身（圣子降世）、法王（圣人、先知）、僧（教士、修士）、僧伽（使徒）、恶业（罪恶）、修功德（祈祷、献祭）、果报（报应）；显示景教的教义是透过佛道用词来表达。
造成景教经典如此译法的原因，是为了使用中国文化中流行的观念用语，让华人容易接受景教教义。大量的佛道用语显示，景教教士与和尚道士一同合作翻译经典。撰写「景教碑文」的教士景净曾翻译许多景教经典。《真元释教录》记载：景净与佛教的般若合作，翻译佛经《六波罗密经》。从景教文献中的用词（如「真寂、救度无边、普度、世尊」等）来看，一般老百姓可能无法分辨，来自波斯的景教与来自印度的佛教真正差异何在。
景教为了与中国的孝道传统配合，为亡灵祷告。「景教碑文」记载：景教一位主教名为佶和，「瞻星问化，望日期尊……于兴庆宫修功德」。这些证据显示：原本有异端倾向的景氏教派，到了中国受了佛教思想渲染，神学信仰参杂变质，教规生活随俗变化，甚至将皇帝画像悬挂教堂之内，以供信徒崇拜。这也说明了为何在「景教碑」上所刻的「十字架」是与「莲花」（佛教标志）、「浮云」（代表道教）连在一起。总而言之，景教的「本色化」运动最终成了「变色化」的牺牲品。
聂斯多留派在唐朝时传到中国，一般人称之为「基督教第一次来华」。其实，严格来说，景教并非纯正的基督信仰，乃是异端倾向的教派，又在中国变质变色的宗教。也许称之为「与正统基督教有关的离异教派，第一次来华」较为公允。景教没有在中国生根存留，乃是神的美意。
1. 根据圣经的正统福音信仰是教会安身立命的根基；轻看或淡化正统教义的教派，必然渐次远离正道，成为极端异端。
2. 基督的教会处于世界中，福音在堕落文化中传扬，不可将「福音」与「文化」平起平坐，不可将「救恩的特别启示（福音）」与「罪人对普遍启示的回应（文化）」相提并论。圣经超越一切文化，审判一切文化，救赎改造文化。
3. 福音的传讲必须关连处境。所谓「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并非「处境挂帅，迁就处境，与处境妥协适应」，乃是「圣经真光照亮黑暗世界，指引处境中的罪人悔改归正」。从古至今，许多打著「本色化」旗号的宣教运动，变成了「变色化」的混合主义。
4. 今日的「慕道友导向」（seeker-sensitive）、「现代音乐敬拜」（contemporary music worship）、「新兴教会」（emergent church）等运动，都或多或少步上「淡化正统信仰教义」、「趋向人本思想观念」、「适应当代潮流」的路线。从鉴古知今来看，景教是我们的鉴戒。
发布于 2026年5月9日 14: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