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所信

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于395年成为北非希坡主教时，正是教会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当时教会面临一些严重冲突。他领受任重道远的托付，靠主恩典持守圣经真理，著书立说抵挡异端，成为早期教会最重要的神学家。他不但领导了当时的教会，更影响了后世，直到今日。

面对「多纳派之争」

北非「多纳派」（Donatists）与「大公教会」之争始于第四世纪初的大逼迫之后，多纳派信徒不能接受迦太基主教凯其良（Caecilian）的按立，因其按立团中有曾经变节的主教。康士坦丁皇帝在314年召开「亚尔列会议」（Arles），以解决纷争，裁决凯其良合法的主教职位。多纳派不服，与大公教会分开。康士坦丁未能以武力镇压住，多纳派为继续生存而奋斗。347年，皇帝康士坦司

（Constans）曾派遣军队镇压多纳派，多人殉道，更加深了双方的裂痕。

奥古斯丁出任希坡主教时，多纳派势力仍然强大；面对已经存在80多年的分裂，奥古斯丁仍存复合的希望。虽然当时政府已经采取强势，对待异端和异教徒，他反对以政府武力镇压多纳派。自393年起，他写了许多文章来规劝多纳派领袖。他也促成迦太基主教们多次会议，讨论如何采取共同立场来对待多纳派教会。虽然奥古斯丁多方规劝，但是多纳派继续争辩，不愿归回大公教会。

自405年起，政府开始向多纳派增加压力，奥古斯丁也渐渐改变原先立场，不再坚持反对使用武力，因为规劝已经无效。411年5至6月，皇帝特使在迦太基召开的会议是多纳派最后一次公开申辩。残存的会议记录显示：多纳派拒绝与「不敬虔的」大公教会代表入席同坐。后来，皇帝昂那瑞（Honorius）于412年1月宣布多纳派为非法，皇职人员遭放逐，会员按社会阶级处以罚金，没收教会财产。

奥古斯丁自393至420年间所写的《抗多纳派文集》流传至今，他在其中论述反对教会分裂的理由，其中也包含了其「教会论」、「教会纪律」与「圣礼论」。

《上帝之城》

在 411年之后，「多纳派之争」大体已告结束，奥古斯丁却面临了新的挑战。北方蛮族入侵高卢与西班牙，敲响了西欧的警钟；410年，西哥特族攻陷罗马城，震惊全国。难民涌入北非与东部，人们不禁问道：为何有圣彼得与圣保罗守护的罗马城竟然遭此浩劫？异教徒趁机大肆鼓吹：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离弃古罗马神明，归向基督教信仰，导致神明降祸惩罚。

奥古斯丁看到问题严重，首先鼓励其门生欧若西（Orosius）写出一本简明《世界史》：列举在康士坦丁归主之前的历史事实，许多天灾人祸的发生何等悲惨，远超过当时蛮族掠劫的灾难；当今蛮族带来的灾祸，可说是上帝对帝国境内仍有拜偶像者的刑罚。如此的辩护，使得异教徒的曲解污蔑化为乌有。

奥古斯丁自413至427年，奋力写作《上帝之城》，阐明辩护基督教信仰。他在书中指明「教会」是真正永恒之城，是「上帝的国」彰显在世上。世上的国度与城市都有衰亡的一天，即使「罗马城」也不能豁免于蛮族所带来的破坏掠劫。他表明罗马帝国并非等同于「上帝的国」，蛮族攻打罗马帝国，并不一定是「上帝之城」的敌人。西方教会的使命乃是带领感化新当权者（蛮族），使他们悔改信主。

两座城：「双城记」

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目的，并非只是要为基督教信仰辩护，回复异教徒的攻击；更是以此为出发点来探讨「人类社会与政府」的存在意义，及其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他在此书起始，先评析异教徒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书名《上帝之城》似乎暗示与伯拉图所写的政治对话录《共和国》（即「人之城」）作一鲜明对比。奥古斯丁指明：人生命的真正目的，乃在今生之后。人要追求的是「认识与敬爱上帝」，人类社会与上帝的团契（即「上帝之城」），只有在历史终结之后，才能完全实现。任何属人的政府所建立的政权都是暂时的，总是昙花一现。罗马不是、也不可能会存到永远。

人离开上帝，就是恐惧与自恋的牺牲品，受帝国主义式的霸权与野心所驱使，沦为虚空的虚空。奥古斯丁认为：地上的政府都是由「自恋情结」的私欲起始，追求壮观华丽的权力与物质享受。因此，所有政权的根源都是本于权力斗争，所以大多数是以暴力与不公义起家的。政府若不行公义，则与大型黑社会集团无异。

然而，这并非说「人的城」（地上的政府社团）是全然邪恶，都不施行公义或不能维持秩序。暂时局部的公义仍是公义；即使黑社会帮派也必须有某种形式的秩序。罗马政府与其它政权、奴隶制度与贫富阶级，是因为人的罪性造成的结果；但是它们作为节制罪恶与维持治安的工具，仍是有效的。换言之，在上帝的护理掌管之下，「人的城」有其角色意义；基督徒在其中有权利（自由民权）、义务（纳粮上税），秉公参与政治，从事正义战争。

两种爱：「双爱记」

在人间社会中，世人为「爱己」而活（「自恋」），寻求地上的名利；神的儿女蒙恩得救，他们为「爱神」而活。基督徒团体乃是「上帝之城」在历史中的雏形。「教会」并非完美，里面有披著羊皮的狼，外面仍有尚未归家的迷羊。「有形教会」是圣徒与罪人混合的团体；然而，教会正是上帝施恩的所在，他的救恩使得罪人从「自恋」 转变成「爱神」，从「错误导向的爱」归正为「向上帝的 爱」。所以，有形的教会预表与指向「蒙救赎的子民团 体」，即「选民团体」才是真正的「上帝之城」。

所以，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记述「双城记」， 也是「双爱记」。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外在世界的变化兴 替，乃在于内在进行的救赎历程。「人的城」虽繁华一 时，最终必倾覆灭亡；「神的城」虽被人忽略，必至终完 全实现彰显，因为是上帝经营建造的（来11：16）。历史 的中心是主基督的救赎，所以，基督的道成肉身降世，是 历史的中心；基督的再来，是历史的终结。奥古斯丁的 《上帝之城》阐明圣经「直线前进的历史观」（有中心， 有终点），纠正了希腊哲学「轮回式的历史观」（没中 心，无终点）的错谬，其影响深远。所以到了第七世纪， 罗马政府史学家放弃以罗马建国为起始的纪元，改以「主 前」（B.C.）与「主后」（A.D.）作为历史纪元的分水 岭。

伯拉纠派之争

所谓「伯拉纠派」（Pelagians）是因伯拉纠（Pela- gius）而得名。伯拉纠是来自英国的信徒，主张禁欲修 道，于390年来到罗马，吸引了一批跟随者，其中最著名 的是柯里提（Coelestius）。伯拉纠呼召所有信徒，采取 严格标准，追求过完全圣洁的生活，认为人有此能力。他 以为任何人与生俱来都有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并不 受犯罪堕落的捆绑；罪人仍能够运用其自由的意志，悔改信主，追求完全圣洁。

伯拉纠与阿里提于410年，随难民潮从罗马来到北非的希坡与迦太基，传播其论调。一年之后，伯拉纠赴巴勒斯坦，柯里提留在迦太基带领门徒，并申请按立圣职成为牧者。然而，他的论点已经引起怀疑，当时来自米兰的保林纳（Paulinus）熟悉其底细，向迦太基主教奥热流（Aurelius）提出警告。

奥热流召开当地会议，由保林纳提出控诉，说明「伯拉纠派」的基本论点如下：（1）亚当被造时是会朽坏的，不论他有没有犯罪，都会死；（2）亚当犯罪，只伤害了自己，不影响全人类；（3）每一婴孩出生时的状态，与当初亚当未犯罪前一样；（4）全人类并未因亚当的罪和死而灭亡，我们也并未藉著基督复活而复活；（5）律法也领人进入天国，如同福音一样；（6）世上有从不犯罪的人，在主基督未来之前的旧约时期，就已经有些人是从未犯罪的。

柯里提当场并未否认这些立场，只是回避作答。所以，迦太基会议定罪这些看法，否决其按立申请。奥古斯丁当时并未参加会议，乃是从会议报告得知柯里提的「伯拉纠派」理论。他开始写文章，评析伯拉纠的「道德主义」以及柯里提的「六点」。当伯拉纠在巴勒斯坦传播其教训时，引起当地教父耶柔米的反对，但是伯拉纠得到耶路撒冷主教约翰的保护。约在415年奥古斯丁已经清楚明白：伯拉纠与柯里提的教训已经形成「伯拉纠派」系统，此系统是明显否认了救恩福音的根基：「唯独恩典」。

「自由」或「由自」？

按照「伯拉纠派」的解释：亚当后裔的人类没有罪性，从古至今是有从不犯罪的人，人犯罪是自我选择效法亚当，人悔改是自我选择听从基督，人追求完美道德生活也是自我选择；人的理性意志从始至终都是自由的；人犯罪只是学坏了，人自己有能力选择重新做人，恩典不过在旁协助罢了。

「伯拉纠派」在出发点上，没有分清「『自由』意志」（free will）与「『由自』意志」（free agency）的不同，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混乱。圣经启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被赋予「选择」的能力：人按照自己的善恶判断与倾向喜好，作抉择来生活行事。因此，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道德责任，向人负责并向神交帐。人是「选择由自己」的自由的受造物（free agent），就此而言，人永远都是有「『由自』意志」的。犯罪之前的亚当、堕落之后的世人、今天的我们、天家的圣徒，都是「由自」的。

论到「自由意志」（free will），这是指人心的意志抉择，可以选择良善不犯罪，或选择邪恶犯罪。当人犯罪堕落成为罪奴，失去真理中的自由，则罪人被罪捆绑、死在罪中，所以罪人的意志失去了「真自由」，不可能抉择向善，也就是失去了真正的「自由意志」。奥古斯丁根据圣经，从人与罪的关系（人有无可能犯罪）、人的意志是否自由，将人的状态分为四阶段：1. 被造时：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意志是自由的——人可能犯罪；2. 陨落后：全人类被罪捆绑有罪性，意志失去自由——人不可能不犯罪；3. 得救后：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意志重获自由——人可能不犯罪；4. 得荣时：在天家里完全成为圣洁，意志是彻底自由——人不可能再犯罪。

所以，堕落之后，罪人所拥有的只是「『由自』意志」，而不再有「『自由』意志」。

奥古斯丁在当时写了许多文章，合成《抗伯拉纠派文集》，帮助教会领袖认清「伯拉纠派」的根本错误是「天助自助，神人合作」，并指出他们是从人的有限且有罪的理性来错解人性与恩典。「伯拉纠派」的错误是如此严重，违反圣经的福音真理。所以主后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一致通过定罪「伯拉纠派」为异端。

教会史学家夏福（Philip Schaff）在其名著《基督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中，提出对「伯拉纠派」的中肯评论：如果人性没有败坏，那么，我们的天性就有足够的能力，行一切的良善，我们也不需要「救赎主」在我们里面创造新的意志与新的生命，我们只需要「改良者与提升者」；救恩就只是人的工作。伯拉纠派的系统，追根究底不容有「救赎、赎罪、重生、新造」等观念。它以「我们自己的道德努力，来成全我们的天然能力」取代了这些基要真理，最多不过是加上神的恩典，作为有价值的帮助支持。虽然伯拉纠及其门生 在传统上仍然持守教会「三位一体」与「基督位格」 的教义，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但这只是他们前后矛盾 的组合。他们的系统在逻辑上必然导致「理性主义的 基督论」（卷三，页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