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面对罗马帝国的逼迫，真金不怕火炼，坚守真道，广传福音，教会不断增长。有些基督徒立志以笔来护卫真道，著书立说，阐扬基督信仰的真实可靠，除去谣言误会。从皇帝黑德良（Hadrian）在任（主后117-138）时起，到第二世纪结束，这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写了许多护教著作，为基督作见证。他们的著作有些流传至今，弥足珍贵。这些「护教士」（apologists）在教会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第二世纪的「护教士」
根据优西比乌（Eusebius）《教会历史》的记载：最早的一位护教士是雅典的主教邝德瑞特（Quadratus），他曾写作《护教书》（Apology）上书皇帝黑德良。在书中他见证说：被主耶稣亲自医治的人，有些还存活到当代（第一世纪末）。另一位在雅典的亚里司泰德(Aristides)，也曾写作护教书信上书黑德良。
后来的护教士中，有来自米所波大米的塔提安（Tatian），曾赴罗马，他著书说明基督教的优越性，也编著《四福音合参》；在雅典的亚田那歌瑞（Athenagorus）也写作《护教书》以及《论死人复活》；安提阿的主教提阿非罗（Theophilus）写作《致奥图来克书》（Autolycus），驳斥异教哲学家；撒狄的主教米利都（Melito），其20本著作未能存留；黑格西朴（Hegesippus）是改信主基督的犹太人，收集早期教会的资料，以见证基督教会的真实。在这些「护教士」行列中，以极负盛名的游斯丁（Justin）为代表。他后来殉道，因此被称为「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
游斯丁出生在第二世纪初期（约主后110年），父母亲是希腊人。他生在撒玛利亚的弗拉维亚城（Flavia Neapolis，靠近雅各井旁）。青年时负笈求学于亚西亚省的以弗所，研读哲学。他先在当时仍流行的斯多亚（Stoic）学派门下受教，后来转向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学派，最后醉心于柏拉图（Plato）学派，受其「至善世界」的神秘倾向所吸引，因柏拉图论到「灵魂」企盼「至善者」。
有一天，当游斯丁在海边默想沉思时，遇见一位长者与其交谈，指出柏拉图「灵魂论」的错误，带领他认识旧约所预言的主基督已经来临，他就悔改归主。他并未放弃以往的哲学背景，乃是得著了柏拉图所企盼的。他认定了基督教才是「那真正的哲学」。此后，他穿戴哲学教师的制服，传讲主基督的福音。
游斯丁后来从以弗所到了罗马。在151年写成《第一护教书》，上书当时的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为基督教辩护。几年之后，当罗马城的行政官正在逼迫教会时，他将前书增补续篇出版，此续篇被称为《第二护教书》。另一本名著《与崔弗对话》（Dialogue with Trypho）约于160年出版，这是与犹太人崔弗在135年间的谈道记录。
游斯丁是第二世纪护教思想家的领导人。他对希腊哲学采取乐观开放的态度，他的护教方法是用希腊哲学的方法，来劝服当时的知识分子归向基督。其后的护教士也效法他的方法；塔提安是他的学生，他也影响了后来的教父爱任纽（Irenaeus，卢昂主教）。游斯丁在基督教思想史上可称为最早期的思想家，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他在罗马面对异教哲学家的攻击陷害，却毫无所惧，如同但以理在狮穴中，最后他以身殉道，见证了那「唯一的真光」是「世界之光」。
护教士们共同的论点是：那些对基督徒的指控，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乃是出于误会谣传或恶意中伤。他们指出那些诬陷基督徒的恶行，正是罗马异教徒、迷信敬拜假神者所行的。他们也向「犹太教」澄清其对基督教信仰的误解，说明：
耶路撒冷被毁，显明神定罪犹太教，证实基督教。
护教士们对「外邦异教信仰」的驳斥是：异教哲学家的作品中，有些论点是从摩西和众先知抄袭来的；多神论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在道德上是灾祸；异教哲学家们是彼此矛盾，也是自相矛盾。所有异教哲学家所发现的真理，都指向基督信仰，也在基督教里集其大成。基督教是最合理的信仰，有神迹奇事与预言应验作为证据；基督教虽然遭受如此猛烈的逼迫，却兴旺扩张、无远弗届，这就证明其真实性。只有基督教信仰才能满足人内心深处的需要。
总结来说，游斯丁等人陈明基督教不仅是希伯来宗教启示的实现，更是希腊哲学的真正目标。他们指出希腊哲学家所尊崇的「道」（Logos），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永恒的道」，道成了肉身，在基督里彰显出来。
护教士们所见证的「基督徒人生观」，可从第二世纪的一封《致狄奥格那特书信》（Epistle to Diognetus，作者很可能是游斯丁）中看出。书中总结了基督徒与今世的关系：「基督徒与世人的不同，不在于地域、语言、习俗。他们并非离群索居，或说怪异语言，或不食人间烟火……然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确是明显不同、似非实是的（paradoxical）。他们虽住在自己的家乡城镇，却只是寄居者；他们参与市民的一切生活，却像异乡人忍受所有辛苦。对他们而言，每一陌生地方都是家，每一个家都是寄居的……他们身在地上，但是他们的国籍是在天上……他们爱所有人，却被所有人逼迫……基督徒旅居在世界上，却不属世界……基督徒寄居在必朽坏的事物中，然而他们注目盼望那不朽坏的天家。正如心灵在饮食之事上受磨练，就必长进；所以基督徒遭受逼迫时，就一天比一天更兴旺。」
这些可歌可泣的护教见证，在当时并未达到什么果效。即使皇帝或官员读了，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在皇帝官员看来，如果这些基督徒抗议受到不公的逼迫，只要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效忠罗马帝国，例如向罗马神明上香敬拜，立刻就可以免受逼迫。
游斯丁《护教辞》的证词强而有力，却仍在皇帝马可·奥勒流（Marcus Aurelius，161至180年在任）手下遇难殉道。在主后165年，游斯丁与一群基督徒被捕，当时罗马行政官罗司提哥（Rusticus）命令他们向神明献祭。游斯丁拒绝说：「思想正确的人，不会转离真实信仰归向虚假。」罗司提哥说：「除非你顺从，不然你会受到残酷的刑罚。」游斯丁回答：「虽然我们受刑，但是我们藉著祈祷，靠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必然得救；将来在我们主与救主的审判台前，审判是更可怕的，且是普世性的，这将成为我们得救的确信。」
其他同伴也对行政官回复说：「你照你的意思办吧！我们是基督徒，不向偶像献祭。」所以，行政官就宣判说：「这些拒绝向神明献祭，不顺从皇帝命令的人，让他们被鞭打，被带到刑场，按照法律受斩首之惩罚。」游斯丁与这些圣徒慷慨就义，为主殉道。
皇帝马可·奥勒流是出名的斯多亚派哲学家，其著作《默想录》（Meditations）流传后世，是品德修养的名著。他竟然如此逼迫基督徒，实在令人诧异。他的斯多亚信念固然会尊崇忠于信仰宁死不屈的人，但是他对古罗马的效忠执著，使他认为基督徒是危险的革命分子，具煽动力，对帝国有害。马可在其宫廷教师弗朗徒（Fronto）的影响之下，认定基督徒是顽固迷信的反动派，加以打压毫不留情。
另外，在这些年间，罗马帝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所以，罗马官员对任何看来会扰乱治安、带来威胁的事件都特别留意。主后166年对帝国来说是「灾祸年」，天灾人祸不断：传染病、水灾、饥荒、多瑙河外的蛮族入侵。许多敌视基督教者认为灾难的起因是基督徒的迷信作祟，惹动罗马神明的怒怨，降灾来刑罚帝国。这些信奉偶像的迷信者指责基督徒为邪恶的迷信者，是「无神论」（指不信罗马神明）者，以他们为代罪羔羊。在此政治环境之下，皇帝马可自然会顺应民情，逼迫基督徒。
在皇帝马可·奥勒流任内，最显著的逼迫在177年爆发于高卢（今日的法国一带），影响卢昂等地的教会颇甚。存活者将逼迫情形详细记录，传送给在小亚细亚的众教会。逼迫的开始是由暴民引起的动乱，背后有当地的官长撑腰协助。官长们知道皇帝憎嫌基督徒，所以就助纣为虐。后来，被捕的基督徒中有些是罗马公民，上诉该撤。皇帝马可的答复是：凡是不肯放弃基督信仰的罗马公民就斩首，非公民就严刑拷打至死。
此大规模的逼迫行动，并不分年龄性别：卢昂的主教波提纳（Pothinus）年高90岁也受难遇害，年仅14岁的邦提克（Ponticus）也不能幸免于难；年轻女奴布朗汀娜（Blandina）坚守信仰，让他人担心她纤弱的身体怎能承担如此极刑摧残。布朗汀娜在拷打之下，仍忠贞见证信仰，使得其他信徒大得激励。当行刑者用尽千方百计，筋疲力竭，要她放弃基督，或要她承认基督徒聚会中有恶行，她仍坚定地说：「我是基督徒，我们之中没有邪恶」。
皇帝马可，奥勒流的文治武功在罗马臣民眼中是好皇帝；但是他逼迫基督徒毫不留情，血腥镇压，令人发指，遗臭万年。护教士们在苦难迫害中前仆后继，以笔卫道，以身相殉，以血证道，留下历史的见证。然而我们也不要忽略，年轻女奴也能宁死不屈、尽忠到底，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基督徒不论是知识分子或普罗大众，皆是基督的大使，都要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林后2：14，5：20）。
发布于 2026年5月9日 14:46
